法显对佛教中国化的贡献----任敦德

时间:2017/3/22 16:02:50来源:浏览:

   世界佛教起源于印度,而佛教的发展与繁荣则在中国。中国佛教是整个佛教发展史上内容丰富、历史绵长、范围广大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;中国佛教也早已成为佛教世界性发展传播的又一个资源凝聚地,又一层阶梯,成为推动佛教向更高、更深、更广的方向发展的重要力量,法显的时代正是佛教中国化形成的重要时期,因为法显的难行能行、难忍能忍、舍命求真的伟大壮举,成就了中国佛教史上的神奇篇章。

一.法显伟大的一生

   法显(339-423年)东晋高僧,俗姓龚,山西临汾人。3岁出家,20岁受具足戒,50岁离开故乡居住长安,60岁决定西行求法,62岁东晋隆安三年(公元399年3月)与慧景、道整、慧应、等结队由长安出行。63岁(公元400年)与另一西行团队智严、慧简、慧嵬、僧绍、宝云、僧景、慧达相遇并一起西行。穿越一望无际的大沙漠:“上无飞鸟,下无走兽,举目茫茫,方向难辨,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。”64岁(公元401年)由于团队意见不统一,再加上路途异常艰难,又无行资,智严、慧简、慧嵬由乌夷国返回。法显一行越过葱岭到达北印度第一个小国(佗历国),朝拜了天竺最著名的弥勒菩萨塑像。65岁(公元402年)到达那竭国(阿富汗的贾拉拉巴德)朝拜了佛顶骨舍利、佛齿塔、佛影窟、佛锡文精舍等圣迹。66岁(公元403年)慧达、宝云、僧景由弗楼沙国返回,僧绍一人去了罽宾。在翻越小雪山的过程中,慧景病逝于小雪山,慧应病逝于弗楼沙国。到此十一人的团队只剩下了法显与道整两人。翻越小雪山后他们到达了西天竺罗夷国,后经跋那国、眦荼国、摩头罗国进入中天竺,即佛教史籍中的“中国”。在此,法显不仅瞻礼了佛教圣迹,更重要的是得到了他所立志寻求的佛教经律文章。67-70岁(公元404-407年)在巴佛邑学习梵文梵书,抄写经律,得到《摩诃僧祗律》一部,《杂婆多律》一部,《杂阿眦昙心》一部,《诞经》一部《方等般泥洹》一部《僧祗比丘戒》一部。71-72岁(公元408-409年)到达摩梨帝国,在此居住两年,抄经,画佛像,道整永久留在了这里。法显独自一人来到狮子国(斯里兰卡)朝拜了佛足迹大塔,无畏山寺、贝多树,佛齿精舍、跋提精舍等。73-74岁(公元410-411年)在狮子国居住两年,朝拜了佛牙,观看了佛牙供养仪式,并求得《大般泥洹》《弥沙塞律》《长阿含》及《杂臧经》各一部。75岁(公元412年8月)准备回国,搭乘外船行至“耶婆提”(印度尼西亚)因船损,在此停留半年。(公元413年4月16日)遇汉地商船,出发直赴广州。因遭遇狂风暴雨,在经历断水绝粮,九死一生后来到青岛崂山,回到了祖国的怀抱。时为76岁义熙九年(公元413年8月26日,古历7月14日)接受长广郡太守李嶷的敬请,在不其城(城阳)居住一年,完成了世界不朽名著《佛国记》的初稿,时年77岁(公元414年)同年8月离开不其,前往建康(南京)居住于道场寺,专事翻译经书。宋景平元年(公元423年7月前)86岁的法显大师在湖北荆州辛寺圆寂。

    法显西行求法历时15年,在路上6年,在印度6年,在斯里兰卡2年,归国途中1年,游历30个国家,现归属中国西部、印度、斯里兰卡、巴基斯坦、尼泊尔、阿富汗、孟加拉、印度尼西亚等。共带回11部佛典,亲自参与翻译出六部,共63卷,百余万言,有五部没有译出。

    伟大的法显,拖着高龄之躯,忍受着我们现代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和煎熬,历经千辛万苦,九死一生,不仅带回了佛典、佛像,更重要的是他放大了中国精神和具有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,这种精神的光芒,不仅普照着当时的世界佛教内部,也激励着整个人类,更会照射在当今伟大的时代。

二、法显推动了佛教中国化

   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华夏,初期主要是西域高僧来汉地弘扬佛法、传译佛经。然而早期译经的高僧未能通晓汉语,助译的汉人又不通梵文,因而成果不多,所译佛经语句晦涩,使人难读,所译之经多有失真。尽管有译出的多种经卷,因为不确切和失真的程度很大,导致汉地众僧对佛典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产生诸多质疑。到东晋时期,因为佛典的不完善、律法的缺失,而导致僧团管理上的混乱。僧人之间明争暗斗、00娶妻养妾,与社会民众多有磨擦,明则修行,实际形成利益链广搜巧取,违背了出家人的宗旨,践踏了慈悲为怀、普度众生的佛性思想。由此,佛教在汉地的弘扬与发展出现了障碍,社会信任与支持每况愈下,规矩、定力、求真务实成为了那个时期的强音。然而,谁来为佛教健康有序的发展负责?又有谁敢为普度众生而担当?面对万分之一成功几率的西行求法,勇担大义的法显挺身而出,毅然选择了担当生命、担当文化的使命,拖着高龄之躯,踏上了九死一生的求法之路。

   以佛教为载体的文化交流,沟通了印度文化圈和中国文化圈,为东方文明的形成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。法显的路出海归,不仅成就了中国的改革开放,助推了东方文明的发展,更有意义的是他建立了中国特色佛教的理论基础。如果我们的先人按照印度佛教的戒律来规划中国佛教,那么中国佛教充其量也就是印度佛教的延长线,中国佛教依然是“旧佛教”而不是“新佛教”。是法显取回并亲自参与译出的《大般泥洹经》引发了中国对佛性问题的思考,促动了整个中国佛教界对佛性的大讨论,从而为中国佛教开辟了一条“人人皆可成佛”的康庄大道。在“众生皆有佛性”“人人皆可成佛”的理论指导下,创立了一条全新的佛教发展之路,实践了佛性问题远比戒律问题更重要,发展了以禅宗为代表的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特色的“新佛教”。佛性论的再认识,加深了对心性学的认识和论证,推动了佛学义理的发展和文化思想史上心性学说的传播。因此,法显不仅促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,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中华文化,这个功劳无论如何评价都是功莫大焉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