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显的故事

世界佛教起源于印度,而佛教的发展与繁荣则在中国。中国佛教是整个佛教发展史上内容丰富、历史绵长、范围广大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;中国佛教也早已成为佛教世界性发展传播的又一个资源凝聚地,又一层阶梯,成为推动佛教向更高、更深、更广的方向发展的重要力量,法显的时代正是佛教中国化形成的重要时期,因为法显的难行能行、难忍能忍、舍命求真的伟大壮举,成就了中国佛教史上的神奇篇章。
一.法显伟大的一生
法显(339-423年)
东晋高僧,俗姓龚,山西临汾人。3岁出家,20岁受具足戒,50岁离开故乡居住长安,60岁决定西行求法,62岁东晋隆安三年(公元399年3月)与慧景、道整、慧应、等结队由长安出行。63岁(公元400年)与另一西行团队智严、慧简、慧嵬、僧绍、宝云、僧景、慧达相遇并一起西行。穿越一望无际的大沙漠:“上无飞鸟,下无走兽,举目茫茫,方向难辨,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。”64岁(公元401年)由于团队意见不统一,再加上路途异常艰难,又无行资,智严、慧简、慧嵬由乌夷国返回。法显一行越过葱岭到达北印度第一个小国(佗历国),朝拜了天竺最著名的弥勒菩萨塑像。65岁(公元402年)到达那竭国(阿富汗的贾拉拉巴德)朝拜了佛顶骨舍利、佛齿塔、佛影窟、佛锡文精舍等圣迹。66岁(公元403年)慧达、宝云、僧景由弗楼沙国返回,僧绍一人去了罽宾。在翻越小雪山的过程中,慧景病逝于小雪山,慧应病逝于弗楼沙国。到此十一人的团队只剩下了法显与道整两人。翻越小雪山后他们到达了西天竺罗夷国,后经跋那国、眦荼国、摩头罗国进入中天竺,即佛教史籍中的“中国”。在此,法显不仅瞻礼了佛教圣迹,更重要的是得到了他所立志寻求的佛教经律文章。67-70岁(公元404-407年)在巴佛邑学习梵文梵书,抄写经律,得到《摩诃僧祗律》一部,《杂婆多律》一部,《杂阿眦昙心》一部,《诞经》一部《方等般泥洹》一部《僧祗比丘戒》一部。71-72岁(公元408-409年)到达摩梨帝国,在此居住两年,抄经,画佛像,道整永久留在了这里。法显独自一人来到狮子国(斯里兰卡)朝拜了佛足迹大塔,无畏山寺、贝多树,佛齿精舍、跋提精舍等。73-74岁(公元410-411年)在狮子国居住两年,朝拜了佛牙,观看了佛牙供养仪式,并求得《大般泥洹》《弥沙塞律》《长阿含》及《杂臧经》各一部。75岁(公元412年8月)准备回国,搭乘外船行至“耶婆提”(印度尼西亚)因船损,在此停留半年。(公元413年4月16日)遇汉地商船,出发直赴广州。因遭遇狂风暴雨,在经历断水绝粮,九死一生后来到青岛崂山,回到了祖国的怀抱。时为76岁义熙九年(公元413年8月26日,古历7月14日)接受长广郡太守李嶷的敬请,在不其城(城阳)居住一年,完成了世界不朽名著《佛国记》的初稿,时年77岁(公元414年)同年8月离开不其,前往建康(南京)居住于道场寺,专事翻译经书。宋景平元年(公元423年7月前)86岁的法显大师在湖北荆州辛寺圆寂。
法显西行求法历时15年,在路上6年,在
印度6年,在斯里兰卡2年,归国途中1年,游历30个国家,现归属中国西部、印度、斯里兰卡、巴基斯坦、尼泊尔、阿富汗、孟加拉、印度尼西亚等。共带回11部佛典,亲自参与翻译出六部,共63卷,百余万言,有五部没有译出。
伟大的法显,拖着高龄之躯,忍受着我们现代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和煎熬,历经千辛万苦,九死一生,不仅带回了佛典、佛像,更重要的是他放大了中国精神和具有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,这种精神的光芒,不仅普照着当时的世界佛教内部,也激励着整个人类,更会照射在当今伟大的时代。

二、法显与法显文化

法显是被鲁迅先生称之为“舍身求法、中国脊梁”的世界伟人,是中国对外交流的名片,是中国佛教本土化的重要贡献者,是佛性论的奠基人,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者。

法显作为博学深思的知识型僧人,饱学儒家、道家学问,主修佛学义理,其哲学思想境界已非同一般,随着意识境界的提升,他的格局和心量也得到了空前的放大。他深知当时的中国佛教缺少什么,中国社会需要什么,广大民众期盼什么,于是他不顾年迈路险,毅然踏上了舍身求法之路。他的伟大壮举,鼓舞并震撼了整个佛教界,致后来的“西行取经求法运动”如日中天,梁启超先生谓之“时代的运动”和“留学运动”。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留学运动中,继法显西行228年之后的玄奘,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位伟大的留学生。一部不朽的名著《西游记》,更让玄奘的伟名世代相传,妇孺皆知。法显一生唯一的杰作《佛国记》。作为世界经典佛学名著,为各国学者关注和研究,被翻译成多国文字版本,为推动中亚、南亚、东南亚国家的历史文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印度学者阿玛蒂亚·森说“《佛国记》照亮了印度”;而印度历史学家阿里则说“没有《佛国记》等著作,要重建印度历史,是完全不可能的”。1000年后《佛国记》又成为郑和下西洋的指路明灯,为中国的航海、海洋文明、商务贸易、对外交流,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尼泊尔驻中国大使马斯基说“法显是一位真正的学者,是一个拥有伟大信念的人,他为求得佛法原典,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艰苦的旅程”。

法显为了社会的和谐,众生的福祉,舍身求法,陆路出行,海路归来,涉及的地域有国内8省,周边7个国家,他以开放的思维,虔诚的态度,超群的毅力,广求精取异域文化,以中华文明与世界文化交流,以良知善行与这些国家的人民结缘,为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交往,打下来坚实的基础。他博爱如己,敢于担当,坚韧不拔,虚心好学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周边各国人民,放大了中国精神和具有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,为祖国赢得了荣誉。以至于在后来的若干年,这些国家的人民看到中国人,就会说“法显来了”。印度人民更是把他与阿育王相提并尊。他乐于践行,无惧无畏,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,造就了其人生的巨大成功。他勇于挑战极限,敢于创造一切可能的奋进精神及舍身求法的伟大壮举,成为了中国佛教之光荣,中华民族之光荣,并因此形成了独特的法显文化。

习近平主席说:“中国需要更多的了解世界,世界也需要更多的了解中国。”加强同周边国家的和睦相处,互利共赢至关重要。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,是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。习主席“一带一路”的发展思路,是中国推进周边外交的大手笔,是促进周边国家和平、稳定、发展的宏大工程,也是亚洲一体化进程的序幕,更是将来亚洲共同体与欧盟共同体经济、文化、和平发展的桥梁。鉴于法显文化所具备的国际性及周边国家对法显文化的认可度,在“一带一路”的框架下,打造“法显文化圈”,进行中华文明、文化、和谐思想的传播与交流是非常可行的,也是非常必要的。

、法显推动了佛教中国化
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华夏,初期主要是西域高僧来汉地弘扬佛法、传译佛经。然而早期译经的高僧未能通晓汉语,助译的汉人又不通梵文,因而成果不多,所译佛经语句晦涩,使人难读,所译之经多有失真。尽管有译出的多种经卷,因为不确切和失真的程度很大,导致汉地众僧对佛典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产生诸多质疑。到
东晋时期,因为佛典的不完善、律法的缺失,而导致僧团管理上的混乱。僧人之间明争暗斗、娶妻养妾,与社会民众多有磨擦,明则修行,实际形成利益链广搜巧取,违背了出家人的宗旨,践踏了慈悲为怀、普度众生的佛性思想。由此,佛教在汉地的弘扬与发展出现了障碍,社会信任与支持每况愈下,规矩、定力、求真务实成为了那个时期的强音。然而,谁来为佛教健康有序的发展负责?又有谁敢为普度众生而担当?面对万分之一成功几率的西行求法,勇担大义的法显挺身而出,毅然选择了担当生命、担当文化的使命,拖着高龄之躯,踏上了九死一生的求法之路。
以佛教为载体的文化交流,沟通了
印度文化圈和中国文化圈,为东方文明的形成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。法显的路出海归,不仅成就了中国的改革开放,助推了东方文明的发展,更有意义的是他建立了中国特色佛教的理论基础。如果我们的先人按照印度佛教的戒律来规划中国佛教,那么中国佛教充其量也就是印度佛教的延长线,中国佛教依然是“旧佛教”而不是“新佛教”。是法显取回并亲自参与译出的《大般泥洹经》引发了中国对佛性问题的思考,促动了整个中国佛教界对佛性的大讨论,从而为中国佛教开辟了一条“人人皆可成佛”的康庄大道。在“众生皆有佛性”“人人皆可成佛”的理论指导下,创立了一条全新的佛教发展之路,实践了佛性问题远比戒律问题更重要,发展了以禅宗为代表的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特色的“新佛教”。佛性论的再认识,加深了对心性学的认识和论证,推动了佛学义理的发展和文化思想史上心性学说的传播。因此,法显不仅促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,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中华文化,这个功劳无论如何评价都是功莫大焉!